回忆爱玛侬
金主约稿，可公开稿件
最后一次，我醒来是枕在王耀的膝盖上，这个场景其实很惊悚，比起长了同一张脸的双生子，不如说这确实是灾厄的代表，当我和他待在一起的时候，就像脐带缠绕在胎盘的两侧，营养不良的那一位会被另一位消化掉，这根脐带现在收紧了，挂在我们两个人身上，而死的无疑会是我：这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相比起考察金门炮台，我还是更喜欢每次快死的时候在草原上枕在另一个会活下去的意识体的膝盖上，每次去炮台，我都能感受到自己的耳膜神经在无声的抗议，但在这一刻没有炮声，只有王耀静默地跪着让我靠在他的腿上，因为一百年前我也是这么做的。
我静默地跪在意识交接的草原上，王耀靠在我的腿上，老死掉了，等他最后化为草地的一片，风吹起来可以沙沙响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的记忆了，最后只剩我一个人靠在草原上，没有鸟，没有虫子，只有摇摆的草和无影无踪的上一位王耀，现在我是新的王耀了，我想，如果可以，我会在固定的地方立个石碑，在上面写王耀一号，王耀二号，王耀三万七千八百三十一号，如此无穷尽也。
自从王耀死后，我开始频繁在脑海里规划一块石碑埋所有人计划的可行性，结论是不行。从记忆里我得知，上一个王耀活了很多年，应该想过这个计划，上一个王耀从上一个上一个王耀的记忆里又得知，有这么多死的王耀，计划无一推行，说明除了生或者死前，再没有办法来到这片意识交接的草原，更不用说带一块石碑到草原上刻完立着。这个计划被我搁置了。
按道理说，我是新的王耀，应该有新的选择和开始，爬到山上去住三四百年等另一位王耀来交接我的记忆，或者去为政权交接做准备。这些都是不确定的，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这个选择就注定了：上一个王耀很倒霉，是模仿普通人跳井自杀，但是我们死不了，等到泡了三四个月，上一个王耀都泡发了，才有人起来革命，他彻底死了，所以我睁眼的时候，自己的脸是泡发的。中国人讲究吉利，那无疑这很不吉利的开头，而且我一睁眼发现在台子上躺着，周围围了数不清的人，带头一个喊起来：他醒了！接着另一个看起来像领袖一样的人凑过来对我说：欢迎来到新的政府。
这是被动上班了！根据以往所有王耀的记忆和经验，我痛不欲生地意识到这个事实，但泡发的脸也有好事，就是让我扭曲的脸不那么扭曲，再扭曲也不过一张泡发的脸，于是我痛苦地挤出一个笑容：你好！不知道头头们好不好，总而言之，我是一点也不好的。
另一个头头挤过脸来：虽然你是国家意识体，但是新政府不养闲人，我们要请你帮个忙。正所谓革旧换新，你太老了，是封建王朝一块化石标本，在某一天，我们会枪毙你——不是砍头，是枪毙，砍头太不人道主义了。你确定你不会死吗？等到你枪伤恢复了，我们就会把你推出来说，这是全新的意识体，代表着我们这个全新的国家！
还能要我怎么选，可以的话，我一定会现在就撒开脚跑出这片地，以亡命式逃亡抢劫一位无辜路人的钱袋子，即使我不会饿也不会死，主要是为了买张船票或者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再也不回来。不过我也不能这么选，我的良心不足以让我随便抢劫一位无辜路人的钱袋子，现在的经济形势也不容许我这么抢。从我醒来的那一刻开始，我的耳边就开始有别人听不到的幻听，大多数都是枪声和抱怨，所以我答应了。这等待枪毙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尽心尽力表演得像个执迷不悟的政治犯，让不知情人士恨不得一剪刀剪了上一个王耀的鞭子（实际上他们也这么做了），让不知情人士恨不得把我本就浮肿的脸再打一顿（实际上他们也这么做了），在重复了两个周这样的日子后，我终于被押上行刑台。
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发生的。我被押上行刑台后，那个当天让我帮忙的领头在台上做演讲，台下人头攒动，黑压压得一片，使我的幻听更加严重了，我在脑袋里思来想去，前面所有王耀的记忆中几乎都没有这样的案例，于是不了了之。他还在台上慷慨激昂，我无事可做，打量起来这里所有的人：边缘地方有个人取下了帽子，露出半张和我一样的脸，完全一样的脸。就靠一只眼睛和下半边的脸，我能想象出他是长什么样子，他也是王耀。王耀的白围巾松松垮垮地围在大褂上，对着我笑了一下，我几乎以为他是死掉所有王耀的冤魂。我没有来得及看清楚，枪声就响了，随即我睁开眼睛，已经是一个月过后了。
身体变差或许是上一个王耀带来的泡发加持，某年某月，以前的一个王耀被砍头仅仅用了五天恢复，1912年后的某年某月，我被枪毙足足用了一个月来恢复。好处就是我彻底摆脱了泡发的浮肿脸，所以让我更坚信的一点是枪毙前看见的王耀是身体不好的幻觉。当然，回忆到这里的时候，已经颇有恐怖片意味了。
我并没有在意另一个王耀，而是专心在所谓新政府里做我的文职工作，无非是打打杂，消磨时间。由于我确实没有什么可做的，有同事推荐我去学枪或者学跳舞，广州有一家俱乐部教跳舞，舞蹈老师是一位白人太太，按照我同事的说法，她是一个寡妇，一个人在租界养家糊口。很遗憾的是，我对跳舞从始至终没有什么兴趣，在20世纪，也没有什么我需要出席跳舞来换取外交的社交场合，我去学枪了。退一万步来说，我也没有什么学枪的必要，我即使被打成筛子，在床上躺个一年半载又能活蹦乱跳，但是领导对我这种态度不置与否：如果这个时候有别国外交，人家的意识体看到你像子弹预备库一样躺在床上，是不是有点不太礼貌。
承接上文，学枪是必要的，学枪其实也是不必要的。比如说，我其实很讨厌枪的触感，枪袋挂在身上总觉得是累赘。他们执行任务也不会安排到我，其一是因为我瞄头能打人家膝盖，其二是我不在意，也不乐意做这些事情，我的专职就是做一个吉祥物，必要时抗议，不必要时服从。
就这样浑浑噩噩过了几年相同的日子，去政府上班，看报纸，送文件，打杂，当贴身保镖，外交时只用保持微笑，没我事时就在广州租界游荡，看一些上一个王耀没看过的东西。一直到了他们宣称第一次合作的时候，交流会上我仍然是微笑和倒茶的位置，作为意识体来说，我没有必要有什么参与感，抽身出一段历史的洪流似乎是最好的选择，就在这个时候，我瞥到了在行刑场出现过，取下帽子的另外一个王耀。
王耀说：“你好。”
我也只好说：“你好。”
现在我能确定这并不是幻觉，在我们俩握手的时刻里，我快速回想所有王耀漫长的记忆里到底有没有类似的案例，得到的信息寥寥无几。会场上因为我们相同的脸静默了几秒，但因为需要保持彼此“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两个意识体这件事情”的合作前提，很快恢复正常。
王耀清了一下嗓子，很大声地问：“台上被枪毙那个，是你吗？”
真是故意的，我第一反应如此，七十年后反应也如此，一百年后反应还是如此，我总不可能在投射目光又回到我们两个之间众目睽睽之下回答：当然是政治作秀，还害我躺了一个月。我只有拼命挤自己的左眼，下去说，或者下去再问，王耀看不懂暗示，又像是宽慰自己心一样笑了：“当然不是你，怎么会是你呢。我都忘记了，不好意思，我和你的记忆是互通的。”
我的所有记忆，或者说构成王耀的所有记忆更没有互通记忆的案例，他和我一起下台坐在边缘去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这好像已经是一个分水岭，意外地把一片土地缓慢地割成两片，或者说把我分割成两个部分，但也不排除他只是在唬人的可能。
我只有问：王耀（我尽量不用“我”）枪毙那天，你是不是在现场？王耀没有讲话，倒是没有人剪他的辫子，他头发太长，好像把我的所有问题全都隔绝在了外面。台上的人在交换条件，签署协议，过了一会儿旁边响起了雷鸣一样的掌声，王耀才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回答我说：我看不到你的记忆的，只不过想挑一下政治作秀。我没有接话，没有这个案例的，是没有这个案例的，我的脑海里怎么没有这个案例呢？只有长袖长袍的王耀和秦始皇对砍的记忆，没有同时存在两个王耀的记忆。过了一会儿，我从肚子里缓慢叹了口气，像是终于放弃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世界连能飞上天的东西都可以有，为什么不能有两个王耀呢？
“对了，”王耀想了一下又补充了一下。“你的脸泡发了还被人打一顿，实在是很难看！”
我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突然觉得跟自己聊天很累，“你的脸在井里泡三四个月，样子跟我差不多。”
“对不起，”他又很诚恳地道歉，“我跟这片土地连接和你差不多久，而且我不知道以前我是谁，忘了我和你长得一样了。”
我只有说：你是第一次来广州吧？
王耀不置可否，最后又轻轻点了个头，如果他没有以往王耀的记忆，那走到哪里都是第一次去。我突然很怜悯他，不是“我”怜悯起来，是我头脑里的“第一个王耀”产生的共情让我怜悯起来，站在人来人往的天地里发现自己不会像常人一样，还要自己摸索出来，实在是件很烦人的事，所有的王耀共用一个大脑，也是一件很烦人的事情。这种气血上头怜悯的情感决定让我带他去转转，像是我耳边持久的幻听就是第一个王耀的怂恿。在这种诡异的沉默下，我问出了一个会让往后的自己掐死自己的问题：“你会不会跳舞？”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结局就变成了我和王耀在舞厅里不知所措，我们两个没有一个是会跳舞的。在舞厅老板，也就是我的同事提到的白人寡妇太太A的目光灼灼的指导下，我和王耀开始跳两个男步的交际舞，以往站在舞厅里的人会是我们政府的某一位生活悠闲的官员，我只用在旁边坐着打瞌睡，现在这个人换成我了。在五分钟内，我和王耀互相踩对方脚趾四十一次，最后落荒而逃，两个长得差不多的人在热闹的西洋舞厅，尤其是西洋人开的舞厅沉默地踩对方脚趾是一件很吓人的事。这也是我第一次体验跳交际舞，于是出去后我心想：实在是再也不要来这个地方了。王耀没有说话，只是在旁边笑，在他的概念里，还没有西洋或者不西洋的东西，只是单纯得觉得我们两个非常滑稽，他仿佛听见了我的腹诽一样，最后分别前说：“广州实在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后来一次见面就是在战壕里，我肋骨里卡着一枚子弹几个月不能痊愈，还发着烧，他打的仗多了，就来帮我把子弹取出来。王耀碰到我的绷带，我的脑子又开始在时间里穿梭起来，好像所有王耀都有一个受伤像快死的通病，不管旁边是谁，就像交代遗言一样讲话。我的大脑催促起来，意思是我必须这么做，所有王耀丢过的脸我也必须丢一次，于是我的嘴巴开始不受控制：“有一个王耀告诉我，很久很久以前，他在这里也扎过营。那个时候的军队还是穿盔甲的。”
王耀说：“你就是王耀，谁来很久很久以前告诉你？”
我又想到，我忘记了，他不知道我死后记忆也会给他的事，现在说又真的太像交代遗言，于是我沉默了。外面的炮火结束后下了很大的雨，王耀的头发贴在他太脏的脸上，右半边脸奇怪地浮肿起来，他前几天不能说话，应该是被子弹射了，他右边的脸肿得很奇怪，几乎和我泡发的脸重叠。这个时候，我的大脑里又有某个王耀产生了强烈的共情，我怀疑是上一个王耀。
我说：“你这几天有没有用水的倒影看你的脸？”
王耀说：“没有。”
我说：“你的脸发炎肿了像被人打了一顿，实在是很难看！”
这个时候我又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冲动，那就是用剪开绷带的剪刀把王耀的辫子也剪掉，虽然我的头发也越来越长，几乎和王耀的头发长度齐平，用政府的话来说是便于伪装（成王耀）和潜伏。他用镊子把那颗卡在我肋骨中太久的子弹，银色的，在太暗的电灯泡里闪闪发光放在我的床头，又谨慎地重新用线把伤口缝好。等他剪掉线头，剪刀口“嚓”一下落音的一瞬间，我直起身来，等他把剪刀放在医疗箱里后我又马上拿过来，王耀没什么表情，这种强烈的冲动有近乎消失了。我只是开口：“你觉不觉得长头发太麻烦了？”
王耀平静地指出：“你头发也和我差不多长了。”
这个时候，我强烈的冲动又涌上来，涌到我的喉咙口，想让我把我死后记忆会交他手里这个事实挣扎出来，话到一半，我又觉得这是懦夫的行径，继而把剪刀扔在床头，用非常脏的手扣了一下喉咙，干呕起来。我已经三个月没有进食，也不会有饥饿感，好像也缺失了肝胆器官一样，胃是空荡且冷静的，最后我干咳了几声，又喘了几口气，重新坐在地上。我的肋骨外翻好了，谢谢你。我从地上站起来道谢，王耀还是没有说话，只剩下那颗子弹沉默地见证。这种冲动非常古怪，像是两个王耀中间不会有也不可能有的化学反应，外面炮火新一轮，战争，我想，两个王耀的意义就是战争。
王耀向前走了两步，让我想起亘古不变的象棋马卒，最后停在了营帐面前。王耀说：“我从广州走后读了很多书，知道了很多事。”我没有说话，王耀又说“电报太贵了，我拍不起。”我还是没有说话，刚刚的轰炸已经让我们两个四周只剩平地了，不是我不想说，我的耳朵在往外冒血，只能看清楚王耀模糊的口型，最后王耀的耳朵也开始冒血，他也没期待我回话，我们两个看着对方的耳朵，难得地笑起来。耳朵犹如脚指头，现在像是在和本田菊跳三人交际舞，画面感太过强烈，以至于我几乎忘了刚才的想法，两个小时过后，我说：“如果哪天我死了，一定会拍电报通知你。”
王耀说：“太奢侈了，我还要去火车站来参加你的葬礼，你不觉得更奢侈吗？意识体死后会是什么样子？”
我有点不耐烦，好像说这句话不怎么吉利，但是也不想骗他，“意识体死后是一捧土，或者一捧草。”
王耀古井无波地看了下天空，这一刻我突然读懂了他的想法：意识体的葬礼是什么样的？如果是我死了，那只有他来见证，因为交接记忆的地方只有一片意识的草原，那个时候就该我枕在他的膝盖上，一句话也没办法说。我想，这几年里他应该参加过同志的葬礼，或许他以为我能留下照片，或者一捧土装在透明的棺材里任人观赏：“看，生前，这是我们的国。”这个场面比跳交际舞更滑稽，于是我没有讲话，只是又沉默下去。上海下雪了，我下意识问：“你见过雪吗？”
王耀没有讲话，只是沉默地看着我。没有，有个声音在我脑海里响起，从几千年前响起来，没有的。
我想起来最初搁置的计划，“如果我死前提前告知你，你能帮我带块石头吗？什么石头都可以。”王耀好像很意外，“当然可以。带五块都没问题。”我没有再找话题了，睁着眼睛看下雪。我想，迄今为止，我最大的愿望应该是把王耀的头发剪短。王耀四号说，不是的，应该是不想上朝，王耀二号说，不是的，应该是不想被当成奴隶祭祀，王耀不知道多少号说，不是的，应该是给我们都立一块石碑。石碑条件太苛刻了，我想，就一块石头吧，而且不知道王耀能不能把一块石头带进草原去。
死掉的王耀们都不吭声了，我的幻听又减弱一点，他们都默认了这个提案，我抬起头，受到大脑的共情影响，我看王耀的眼神几乎算得上感激了。王耀像是被这个眼神恶心到了，往空地挪了几步。
我问林晓梅：我死了，你会给我准备石碑吗？
林晓梅没有回答我，躺在沙发上沉默地刷着推特，只是看一只鸟的加载页面，我们都无所事事。林晓梅没有死过，不知道我的问题该怎么回答，让我感觉我非常强人所难。过了一会儿，她把手机放下了，说：如果你死了，我会往你身上吐口水。我皱起眉头，虽然回答在意料之中，但是这非常不淑女，但是她也隐隐约约能感受到我大限将至，这个时候我反而在旁人面前说不出遗言了，只是很快靠在椅子上睡着了，老年人似乎都有这个毛病。
1999年的时候，我见过王耀一面，他还是很年轻，而我已经步入中年很久了。时间没有在他身上留下痕迹，但是在我身上留下了，他在台北的街头坐着，就像坐在上海的战壕一样，王耀只是说：你头发白了。我不是很在意，于是只是回答，林晓梅在家的时候都会帮我焗油，这半年她总是飞台南，我自己弄不好。王耀帮我拎起在菜市场挑剩下的奄奄一息的蔬菜，和我一起坐电梯上我家去了。王耀没有说自己饿了，他换上鞋套，第一句话是问我：焗油膏在哪里？我帮你染。
我最后当然没有叫他帮我染，我本来也在撒谎，没有人帮我焗油，林晓梅曾经提过，但是我不愿意。就这样吧，这个时候我的头发已经比王耀长很多了，但是长发好像更显白头发更多，林晓梅又不愿意经常帮我用镊子拔白头发，她总是抱怨：我是近视眼！索性剪回了短头发，他来台北的时候，焗油膏被我弄丢了很久，找肯定是找不到的，最后还是切了莴苣，炒了个蛋敷衍了晚饭。
王耀是第二天早上飞回北京的飞机，当天晚上我和他背靠着睡觉，突然又涌上来那种强烈的冲动，他看起来像睡着了，我在一片黑暗里问：“你找到一块石头了吗？”王耀翻了个身，嗯了一声，再没有下文。
最后一次，我睁开眼睛是枕在王耀腿上的。他说：“你还是没有把头染黑。”我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一刻终于来了，反而显得比什么都轻松一点，王耀又说：“我其实知道意识体是怎么死的，我也知道你的部分记忆，我是从你体内分裂出来的一部分。”我没有说话，王耀也没有说话，在这片草原里，我能看到他的记忆，他也能看到我的记忆，王耀的诞生分走了我的一部分属于所有王耀关于分裂的记忆，先死亡的那一位是母体，接纳记忆的是子，等到王耀彻底拿走了我的一部分，他也会不记得我了，我的那一部分像是从上一个王耀死后就是属于他的，也没人会记得我了。
我想起这件事，突然觉得很不平，又有一些怒气，但最后又觉得都不要紧，反正我是要死的人了。草原静默的这一刻，我彻底解脱，我问：“你带了吗？”
王耀说：“我带了，我从39年开始，就随身携带一块石头放在衣兜里。”
他把那颗石头放在我的手中，平静地注视着我，我的身躯在和他融为一体，拿着石头的手先开始融化，然后黏合在他的脸上。我的心头又涌上来那股强烈的冲动，草原汇聚成所有死掉的王耀，告诉我这是爱，爱，对意识体来说太恶心，太恶毒了。这个冲动非常恶毒，所以我说了一句最恶毒的话：王耀，代替我活下去吧。
